编者按：本文作者马伏秋系我院档案学专业2013级研究生，在学期间成绩优秀，在《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获山东大学校长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山东大学优秀研究生标兵、山东大学“五·四”青年科学奖、山东省优秀毕业生等荣誉。本文最初发表于《中国研究生》2016年第12期。

胡鸿杰在《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1]《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续》[2]和《再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3]等文章中，详细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中国档案学学术尊严的问题，他在文章中说：学术尊严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就是说，当学术研究的主体对自己研究的学科有了充分的认识，能够意识到学科理论体系的学术价值，并且愿意为此献身的时候，一门学科的学术尊严才有可能形成。这段话，我的理解，有两点。中国档案学要想有自己的学术尊严，一是中国档案学自身的发展，要发展到“一定阶段”，二是中国档案学的学术研究主体“意识觉醒”。

关于中国档案学的“发展阶段”问题，胡文（胡鸿杰的文章简称）阐释得全面、细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到学术资源网站例如中国知网上去自行搜索查阅，在这里，我想说说中国档案学学术研究者的“意识觉醒”问题，主要谈谈中国档案学学子的“意识觉醒”。

中国档案学学子中存在的两种学术心态

中国档案学从“行政效率”运动诞生至今，已经有80余年，形成了“以《档案管理学》为基干、以《档案文献编纂学》等学科为纵深、以《档案学概论》为前沿的理论体系”。中国档案学教育从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1934年秋开设档案学课程起始，发展至现在，全国已有30余所高校开设档案专业，20余所高校开设档案学硕士点，6所高校设立档案学博士点，相比较世界上其他国家，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中国档案学的基础教育完善，教育层级体系健全。

但是，从学科发展阶段来说，中国档案学正处在一个较为“年轻”和“弱小”的时期，相较于已经处于成熟期的历史学、物理学等学科，档案学科显得不那么为大众所知，甚至社会上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并不知道有“档案学”专业的存在，以至于档案学学子中有一部分人产生一种“自卑”的心态；相对于有“自卑”心态的档案学学子，也有一部分档案学学子人为地把档案学“形而上化”，认为档案学是“去平民化”、“去大众化”的学科，是“精英”学科，而产生一种“高冷”心态，极度“自信”。

这两种心态都属于“盲目心态”。“盲目自卑”和“盲目自信”都来自于对中国档案学不了解。

为什么这样说？

这就相当于一个人的自我认知，无论是“盲目自信”还是“盲目自卑”，都是因为对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没有真正地了解自己。如果对自己有一个深入的剖析和全面的评估，就会产生客观正确的认识。一个学科亦是如此，无论是“盲目自信”还是“盲目自卑”的研究者，都是对本学科的了解不够深入，或者是不够全面，所产生的认识主要来自于主观臆测和周围人的误导，从而产生“盲目心态”[4]。

这个“盲目心态”十分可怕。

我还是基于中国档案学来说，“盲目自信”会导致“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盲目自信”者一是会认为中国档案学发展得很好，别国和自己不一样的地方都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无需学习，更无需“生搬硬套”，中国档案学完全可以凭借本土理论自行发展；二是会认为中国档案学不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认为中国档案学完全可以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而“盲目自卑”呢？“盲目自卑”会导致“别人的地没耕着，还慌了自己的田”。“盲目自卑”者一是会认为中国档案学学科弱小，需要引进强势学科的理论来改造自己，全面地向图情学科、法学、历史学等强势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把强势学科的理论一个个都抱来，往档案学头上套；二是会认为中国档案学发展没有国外档案学发展得好，认为国外档案学理论都是先进的理论，乐此不疲地引进国外“先进”的档案学理论，以至于把中国档案学弄成个什么领域都研究，什么国家理论都有的“大杂烩”，而让大众甚至是中国档案学研究者都困惑中国档案学到底研究的是什么，造成“社会公众和学术界根本无法了解、更无法认同中国档案学的理论和学说”[5]，从而使中国档案学的封闭性和内向型越来越明显。

而比“盲目心态”更可怕的，是中国档案学学子的“漠然心态”。

这种“漠然心态”是对本学科的漠视，也就是对自己学了4年、7年甚至10年的学科，毫无感情。

中国有太多的古语，关于读书和做学问的，例如“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形容读书和做学问要耐得住冷清，有毅力，有恒心等。好像读书和做学问是一件需要坚持的事，是一件苦差事，要依靠强大的意志力、自控力才能够去成就。

诚然，读书和做学问不容易。但是这个“不容易”有个前提，是这件“差事”是有人在逼着你去做，强迫着你去做，而不是你自己主观想去做的。因为这种被动性，读书和做学问就变成了一件需要“苦攀登”才能完成的事，成了一件痛苦的事、枯燥的事。

我身边有太多的人，学档案学，学了很多年，一篇论文也写不出来；学了很多年，不知道自己学的是什么；学了多少年，就“恨”了档案学多少年······

莫说他们痛苦，我看着都觉得挺痛苦的。

那么，这个“漠然心态”就很了解了，那就是这部分档案学学子对档案学没有感情，所以档案学发展是好是坏，档案学将如何发展等等问题，他根本就不关心。档案学，对于这部分学子来说，只是一个谋生的工具，他需要靠着“研究”这门学科，挣口饭吃。

培养健康的学术心态

无论是“盲目心态”，还是“漠然心态”，对于学术研究来说，都是不可取的。拥有这两种心态的中国档案学学子都不会对中国档案学学科理论体系价值产生正确认识，不会实现所谓“意识觉醒”。当然人各有志，如果有的人只想以档案学“谋生”，自然无可厚非，而且就当前中国档案学的就业情况来看，凭档案学“谋生”，确是一个不错的人生选择。然而，在这篇文章中，我仅探讨对中国档案学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这个层面，是不以“谋生”为目的，至少是不以“谋生”为唯一目的，是想要对中国档案学做出些贡献，凭借对中国档案学的贡献从而实现人生价值、社会价值。

周国平在《知识分子》中说：人们常说，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这当然不错，耐不得寂寞的人肯定与学问无缘。可是，倘若一件事本身不能使人感到愉快，所谓耐得住寂寞就或者是荒唐的······一个真爱学问的人其实不只是耐得寂寞······他在其中自得其乐，获得最大的心灵满足，你拿世上无论何种热闹去换他的寂寞，他还不肯换给你呢[6]。

周国平的这段话归纳起来是一点，就是你真心热爱你所研究的这门学问，引用胡文的话，就是你心甘情愿地“为此献身”，那么，这个做学问，就会变得愉悦和满足了。

所以，建立健康的学术心态，首先要“感兴趣”，就是你喜欢进行档案学研究，乐于进行档案学研究。

兴趣的来源有两种，一个是先天的，一个是后天的。举一个例子就好理解了，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中学的时候学习“偏科”，有的人似乎天生就理科好，文科差，天生就喜欢算数，讨厌语文，这种现象很常见。对于这种现象，生物学家、教育学家都给出过很多解释，在这篇文章中对这一点不进行讨论，我只把这种现象，或者这种来源称为“先天的兴趣”；还有一种是后天培养的，因为某种原因，有的人必须要学好这门学科，他愿意主动地去获取这门学科的知识，没有人逼迫。这部分人不想仅仅把这门学科作为“谋生”的工具，还想从中获得一些精神上的满足，想真正地去热爱这门学科，他们就进行一些刻意地培养，从而产生了兴趣，这种叫做“后天的培养”。

“先天的兴趣”暂且不表，本文着重谈谈如何对档案学进行后天兴趣的培养。

首先，做好三件事。

第一件，多参加“大腕云集”的学术会议、学术论坛。由于中国档案学发展历史较短，中国档案学术界的“大腕”离中国档案学子距离较近，中国档案学子可以在很多学术会议和学术报告中亲眼看到他们，接触到他们，这其中甚至包括我们基础教材的编写者们，相比较一些成熟学科，能够直接和学界顶级“大腕”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对于中国档案学学子来说，并不十分难以获得。多参加这样的会议，首先会产生一种感官上的“认同感”。比如说某一本教材，一开始看的时候，它只是一本冷冰冰的教材，但是如果你见过这位编者，曾经和他有幸交谈过几句，或者曾经听过他在讲座上幽默的演讲，再去看这本教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本教材变得“亲切”了、妙趣横生了；其次打开视野，一场学术论坛中所给与的知识和思路引导绝对大过自己在家闷上一个星期的苦读，在学术论坛的交流中，会获得很多有益的启迪，激励自己去思考，去学习，在学术论坛上进行的信息交互会让人主动产生研究的行为，实际上，我有一篇学术论文的写作缘起就是一次学术论坛中的自由讨论，当时在座的学者对一个问题各执己见，在争鸣的过程中，引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兴趣，论坛之后我便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查找和思考研究，由此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上；三是让研究有趣了起来，学术论坛的形式具有多样性，交流和学习的交互性强，比之单一的“人-书”交流，要生动有趣得多；

第二件，主动结识领域内年龄相当的优秀同行。现在的新媒体交流多元广泛，可以多接触一群志同道合的同龄同行，领域内有很多年轻学子志向远大，对档案学发展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多和这样的同龄同行交流，益处很多。一是因为和同龄人交流，少了和老师、大腕交流的紧张感；二是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受到良好的学术氛围感染，从而对中国档案学这门学科产生认同；三是与同龄同行交流，尤其是不同学校的同龄同行交流，会拓展视野，增长见识，而且交朋友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愉悦的过程；

第三件，多写高质量的论文。多写高质量的论文，会获得成就感，有了成就感，兴趣自然而然就会被培养出来。当然，高质量的论文源于广博深厚的基础积累，需要“耐得住寂寞”去多看文章，当然，如果这本身就是一件“乐事”，也就不存在“耐得住寂寞”一说了。

其次，做中国档案学学术研究要有使命感。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中国档案学经过三至四代人的心血努力，发展到现如今的成果，是令人感动的。我曾经看过一篇介绍中国档案学奠基者之一周连宽的文章，文章中饱含情感地叙说了周连宽的一些学术事迹，读罢全文，泪盈满眶。周连宽的学术风骨深深让我折服，当时，我就在心里想，中国档案学的健康、稳定发展，是这些学术前辈终其一生的梦想，我有幸作为一个档案学晚辈，焉可辜负？除了中国档案学早期的学术前辈，还有至今仍在为中国档案学发展而辛苦付出的老师、学者，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经常让我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对中国档案学的热爱和激情，他们的精神感染着我，他们的努力和汗水激励着我跟随着他们的脚步，把中国档案学的发展，把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放在心里，而终生为之奋斗。

中国档案学如今是年轻学科，她的普及度或许还并不高，她的影响力或许还不大，她的理论体系或许还不十分完善，但是，她是中国几代档案学人一生的奋斗所在，也是今后无数代中国档案学人一生的奋斗所在，在这里，我只想说：让我们眼噙泪水，为中国档案学的明天奋斗吧。

最后，做学术研究，要客观和理性。

前文所说的“盲目心态”的来源就是做学问不客观。这个客观包括两个内涵，一个是研究的认识获得来源要真实，一个是研究的认识获得来源要全面、深入。对中国档案学进行研究，要搞清楚中国档案学的自身情况，比如她的发展现状，研究范围，与别国相比的优劣势，中国特色档案事业的发展历史等等，只有全面、深入、真实地研究了解中国档案学的实际情况，然后再结合相关社会背景、理论背景等，进行理性思考，才能形成健康的研究心态，从而取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形成有益的学术思想。

注释：

[1]胡鸿杰：《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5期，第7页。

[2]胡鸿杰：《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续》，《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6期，第8页。

[3]胡鸿杰：《再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档案学通讯》，2009年第5期，第24页。

[4]胡鸿杰：《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5期，第9页。

[5]胡鸿杰：《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5期，第9页。

[6]周国平：《知识分子》，《南方周末》，2009年7月23日，D25版。

（文：马伏秋  责任编辑：毕牧）